在2任縣長任期將屆時，林明溱表示他讓南投縣成功減債達到75億元，推動5大園區招商、創造財源，也興建青年種宅與托育中心，改善投89線等縣管道路品質、打通中寮鄉南北交通網路等等各項重大建設。
指控烏克蘭的納粹主義迫害烏東地區的人民，這種一戳就破的謊言竟然可以在國情諮文上講出來，也只有獨裁國家才能演出這麼荒謬的一幕。會這麼講，是因為遠從2018年開始，我們就寫了一系列關於俄羅斯的戰略安全問題，絕不是俄烏戰爭爆發後，才知道有「北約東擴」這件事。
還可留言與作者、記者、編輯討論文章內容。本文經《方格子》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延伸閱讀 中國、印度與英法德提出調解意願，俄羅斯回應目前俄烏沒有和平解決的前提 彈藥毒素遍布烏克蘭25％農地，「歐洲糧倉」恐遭受永久性破壞、地力難復原 俄烏戰爭一週年：G7加強制裁俄羅斯，英相蘇納克強調「和平只能依烏克蘭條件」 《半島電視台》分析：俄羅斯陷苦戰，可能讓務實謹慎的習近平放棄早期攻台 聯大決議要求俄羅斯撤軍烏克蘭，中國、印度棄權，戰爭一週年壁壘依舊分明【加入關鍵評論網會員】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每週獨享編輯精選、時事精選、藝文週報等特製電子報。如果普亭的計畫成真，那當年的蘇聯帝國就回來了。如果這個理由成立的話，那許多國家都可以主張併吞他國領土。最後要說的，是這幾年累積下來，竟然寫了這麼多關於俄羅斯的文字，因此對於俄羅斯走向這樣的毀滅之路，特別感到難過。
普亭這幾年的所做所為，並不是為了俄羅斯的發展，而是為了重建帝國版圖，甚至不惜犧牲俄羅斯的利益。那些拿「北約東擴」替俄羅斯辯護的人，根本對普亭的野心，故意視而不見。此案的關鍵議題，考驗我們這個國家法律解釋與適用體系，是否有糾錯及自我改正與更新的能力。
此案源自來台旅行的中國人民，2018年8月間在高雄市疑遭路燈漏電電擊死亡，其父母遂跨海對高雄市政府提出國家賠償訴訟。就此，我國法制在人權保障上，沒有缺陷。該條例及《國家賠償法》，並無禁止大陸地區人民請求國家賠償之規定，故似應有《國家賠償法》之適用。可是在本案中，高雄地院的法官似乎完全依從此一30年的老函釋，毫無追求正確法律解釋或個案正確判決的態度。
我國必須就國家定位做一根本性的釐清參照時任法務部部長馬英九的政治主張，不令人意外。
外國人適用《國家賠償法》，不是毫無管道，只是與本國人有別。而且，（彷彿正面表述還不夠），「大陸地區人民」不是《國家賠償法》上的「外國人」。來台旅行遇難的中國人士，是持台灣政府所核發的入境許可來台，其目的是旅遊。這個案子還牽涉我們這個國家的自我定位問題，因此至少還牽涉憲法與國際的層次。
可是在本案中，高雄地院的法官似乎完全依從此一30年的老函釋，毫無追求正確法律解釋或個案正確判決的態度。法務部1993年〈82律決字第16337號函〉，引用《兩岸條例》的相關規定，認為「大陸地區人民亦為中華民國人民」，是把特定政治意識型態，化為法規範的形式，表達於「函釋」。甚者，法院間接認定，我國僅是「台灣地區」。判決中說： 國家賠償法第15條之規定，非無違反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及憲法對於人權保障及平等原則之疑慮，迭經法律學界及實務界討論。
緩解此一體系性困境，有賴我國自己的行政、立法、與司法機關協力，以及台灣人民的共同努力。兩名原告，同樣從未向台灣政府繳稅、未曾履行台灣公民的義務、未取得中華民國的戶籍或國籍。
從任何目的上看，他們都不是「我國人」。原判決之認定及論理，可以摘要如下： 原告中國人民與我國間成立「國家賠償之法律關係」。
一開始提到的高分院判決，僅僅針對事故是否構成國賠事由，以及賠償的範圍與金額。在當前台海安全情勢下，此一困境對台灣安全構成危害。本案所凸顯的體系性問題，源自法律體系的基礎規定，即這個國家「憲法」與相關法制上對於中國的定位，以及連帶的，這個國家對自己國家地位的主張。此一體系性困境，其實一直存在「中華民國」的自我定位上，也是國際社群無法正式承認我國國家地位的根本性原因。引起爭議的「中國大陸地區人民亦為中華民國人民」一點，實際上是前審，即高雄地方法院2021年7月9日之原判決 ，即以決定的事。此案的關鍵議題，考驗我們這個國家法律解釋與適用體系，是否有糾錯及自我改正與更新的能力。
參照國家賠償法制的原理，這點不難理解：《國家賠償法》所根基的，是國家行使公權力應盡之良善義務，同時也是對國民的保護義務。」法律未禁止的事，是否即賦予相對人行使的權利？依照這樣的邏輯，《國民教育法》未禁止「中國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台受教育，渠等是否有此權利？ 此一函釋，自己沒什麼信心是值得採用的，因此說「似應有」。
高雄地院原判決顯示，我國在此有體系性的失靈。引起爭議的是什麼？如同本案其他面向，真正的爭議隱藏在法律繁複的用語（legal niceties）中（下詳）。
《國家賠償法》第15條規定，外國人為被害人時，僅在以下條件下，受害的外國人與我國才能建立國家賠償關係：必須要相關的外國，依條約或其本國法令或慣例，賦予中華民國人在該國與該國人享受同等權利者時，才有《國家賠償法》的適用。他沒有要，也不被許可定居台灣、沒有行使台灣公民的權利，也沒有履行公民的義務。
我國必須就國家定位做一根本性的釐清。高雄地院的判決，引用1993年8月5日法務部〈82律決字第16337號函〉： 參照《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兩岸條例》）第二條第二款、第四款規定之意旨，大陸地區人民亦為中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我國」包含「大陸地區」。本案所涉及的三個個人，都沒有主觀的意願要成為「我國人民」，客觀上也從未被當成我國人民對待。
先不說所顯示的體系性問題，以上三項在邏輯推理上都有可批評之處，但實務上卻可以以繁複的語言掩護，在法院與行政機關的相互推諉中，呼攏過去。對等互惠性要求，也是比較法上常見的做法。
新聞出來後，高雄市府聲言將對高分院判決上訴，恐只有OK繃貼布安撫社會心靈等待新聞鋒頭過去的作用。近兩年前，《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已遭廢止，中華民國放棄對中國大陸的主權主張，台灣也回歸正常憲政體制。
本案也並未涉及人權保護的問題。行政機關的函釋，並不拘束法院。
但事實上，高分院的判決並不是新的。就此，我國法制在人權保障上，沒有缺陷。以人權保護為理由影響《國家賠償法》適用範圍的解釋，不具說服力，因為《國家賠償法》不是唯一的求償基礎、外國人在我國法上有其他的求償基礎。憲法與國際層面的議題將後續討論。
因為「大陸地區人民亦為中華民國人民」。但這篇新聞稿，不但沒有解答問題，反而製造了更多的問題，包括： 陸委會原答覆是否的確說了「國家賠償法對於中國人陸地區人民是否適用，並無明文規定」？是否說了「基於人權保障及人道理念，〔該案〕應適用國家賠償法」？ 陸委會當前的法律見解如果真的如2月17日新聞稿，明顯的與法務部1993年的函釋，其中概括地說「大陸地區人民亦為中華民國人民」，大不相同。
《國家賠償法》第15條的規定，也顯示該法的立法者原意，是將具有國家賠償法請求權之人，限縮於「本國人」。文：宋承恩（台灣制憲基金會副執行長） 中國人是我國國民？ 2023年2月15日，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適用我國《國家賠償法》，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所提出的國家賠償訴訟，判決高雄市政府應負擔國家賠償責任。
原判決中，該爭點是關於「本案是否有國家賠償法之適用？」就此，原判決認定我國《國家賠償法》在本案件中應有「直接適用」，也就是說，原告中國人應等同我國人民。怎麼到了請求「國家賠償」，遇害者家屬忽然就成了「中華民國人民」？ 本文以下將詳細討論，原判決是怎麼來的，並試著解析其中的法律迷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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